雨是在午后开始的。
我蹲在巷口第三棵梧桐树下，数到第十七片落叶时，终于看见那只橘猫从墙头跳下来，它少了一条后腿，走路时身体像被风吹歪的芦苇，我举起手机，它突然停下，回头看了我一眼——那眼神让我想起上个月在殡仪馆见过的邻居陈叔。
“阿哲，又在拍猫？”身后传来卖煎饼的王婶的声音，“这猫瘸了三年了，你还没拍够？”
我没回答，手机相册里躺着四千多张橘猫的照片，最早的一张摄于去年深秋，那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说父亲体检报告上有个阴影，社区医院建议去大医院复查，我请假赶回家，在巷口看见这只猫，它蹲在夕阳里舔爪子，残缺的后腿悬在半空,像一枚被遗忘的逗号。
从那天起,我开始拍它。
父亲的手术定在两周后，那两周我每天四点半起床，赶在早高峰前到巷口，橘猫有时在废弃的花坛里打盹，有时沿着墙根慢慢走，我跟着它穿过三条巷子，发现它总在面包店后门停下来，等店员把隔夜的面包掰碎了喂它，那个染金发的姑娘每次都会说：“今天也来啦，小可怜。”橘猫从不应声，吃完就走,尾巴竖得像根移动的旗杆。
我发现自己变了，以前坐地铁总要刷手机，如今会盯着对面乘客的鞋尖发呆；以前嫌巷口的桂花树挡光，如今会蹲下来看蚂蚁在树根搬家，父亲打电话问复查结果出来没有，我说：“快了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最近说话变慢了。”
手术前夜，我失眠了，干脆出门找猫，月光白得像消毒水，橘猫蹲在垃圾站顶棚上，毛色融进夜色，只剩两只眼睛亮着，我掏出手机，发现自己没按拍摄键，那晚我站在垃圾站旁边，闻着发酵的果皮味，听远处高架上偶尔掠过的车声,忽然觉得时间像一根被拉长的橡皮筋。
手术很顺利，切片结果是良性，父亲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那个猫拍到了吗？”我摇摇头，他笑：“白蹲那么些天了。”
没有白蹲，我想这样说,但没说出口。
出院那天，我带着父亲去巷口，橘猫正在梧桐树下睡觉，残肢搁在树根上，像件被主人遗忘的行囊，我举起手机，父亲按住我的手。“别拍，”他说，“它正做梦呢。”
我收起手机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结果并不重要，我原本想拍的是它如何生存，却意外看见自己如何活着，四千多张照片里没有一张真正拍到了猫——我拍到的都是自己：蹲在墙角的影子，举着手机的胳膊，还有那些被拉长的、安静的时刻。
昨天我清理相册，把照片全部删了，空白替代了橘猫，也替代了那段悬而未决的日子，但每当我路过巷口，还是会下意识放慢脚步，我知道它在，知道它依然一瘸一拐地走在这条路上，知道那些未被拍摄的清晨和黄昏,都成了我身体里最安静的底片。
雨已经停了，橘猫回过头，继续向前走，我站在梧桐树下，没再用目光追赶它，有些目标注定落空，但落空之处，长出的东西没在计划里，却比计划更重，就像父亲手术前那个失眠的夜，我最终没拍到猫,却听见了这座城市最轻微的心跳。